紫蓮の翼

　　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一樣，戴高樂將軍也有自己的顧問參謀班子，也有自己的智囊團，但他又和許多領導人不一樣。他勤於思維，才華橫溢，當他於1959年1月8日入主愛麗捨宮時已69歲高齡，具有了一般世人難有的悲歡離合的情感和道德內涵的修養。所以，戴高樂對待自己的顧問和參謀有著不同於他人的三個特色：不與女人為謀、需要唱反調的人和恪守「保持一定距離」的原則。　　　　　

　　討厭女人干預政事

　　戴高樂一生討厭女人干預政事。大概，他首次對此有切膚之痛是在雷諾組閣之時。雷諾是在1940年綏靖主義的迷霧籠罩著巴黎的時候組閣的。當時法國的多數軍政要員都醉心於「禍水東引」，希望盡早結束「奇怪的戰爭」，與希特勒媾和。就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魏剛被雷諾任命為全國最高軍事統帥後，也因他臨時組織起來的「魏剛防線」勢如破竹地被德軍所攻破而悲哀地說：「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的最後防線已經完全崩潰。法蘭西戰役已告失敗。」法國的另一位元老貝當也認為法國早就輸定了。這時，剛剛被提升為準將的戴高樂成了雷諾新政府的國防部副國務秘書。他的態度是：「只要我還活著，我就要戰鬥，不論叫我打到哪裡，不論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敵人，洗雪國恥，決不罷休。」　　

　　然而，在雷諾身旁不僅有魏剛、貝當這些一心想降的元老宿將，更有一位妖艷嫵媚的一心主和的情婦，她就是德·波特伯爵夫人。這是一個喜歡參政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停地在雷諾耳邊講著同一句話：「停戰吧，親愛的！繼續打下去又有什麼用？兵臨城下了，投降吧，保住我們的美麗的巴黎吧！」在主和這個問題上，她串通了雷諾身邊所有的人，鼓動他們只把一句話送到雷諾的耳中：「和吧，不能再打下去了！」她為此展示了一個得寵情婦的全部花招：笑、嫵媚、眼淚和哭鬧。在戰與和問題上本來就搖擺不定並傾向於和的雷諾被這位伯爵夫人搞得更加焦頭爛額，他心懷畏懼地把她稱為幾乎無所不在的「主和旋風」。　　

　　戴高樂對此深為不滿，他奉勸雷諾，離開這位伯爵夫人和離開魏剛在目前是同樣的重要，因為在法國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刻，你不能帶著一位主和的情婦和一位要走求和路線的最高統帥走上戰爭之路。但雷諾沒有聽從主戰派戴高樂的意見，卻被這位伯爵夫人的意志所左右。法國政府撤出巴黎後，英國首相丘吉爾和雷諾舉行了一次會談。這時，德·波特夫人再次插手干預國事。她把雷諾的唯一隨行人員國務秘書博杜安找來，不厭其煩地說：「告訴保羅，我們必須投降，我們必須結束戰爭，必須停戰！」雷諾在會談中向丘吉爾表述了要與德國單獨講和的願望。戴高樂聞訊趕到會場，得知雷諾停戰投降的決心已定時，十分沮喪。他對雷諾說，你是個被圍困在碉堡裡的指揮官，法國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怎能聽從於那些不戰自降的元帥和夫人？當法國內閣最後一次討論是戰還是降的問題時，德·波特夫人又一次給雷諾遞條子，要他不要締結英法聯盟。雷諾又一次屈從，於這次內閣會議後宣佈辭職。雷諾與其說成了投降派元帥與將軍們的附庸，不如說成了主和派情婦的犧牲品。

　　戴高樂把從這一慘痛的歷史事件中所得到的教訓總結為：不能讓女人參政，不能與女人，尤其是最親近的女人為謀。多年後，從他一當上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起，他就把前總統辦公室裡那些花枝招展、愛說閒話、喜歡在各個辦公室之間串游的女秘書們統統轟走了。在他的十多年的任期中，在他的顧問和參謀人員中，甚至在他的閣員中也沒有一個女人。對於那些想以丈夫的戰爭功勳來為自己撈取參政資本的遺孀們，戴高樂十分討厭。一談到這些人，他總是氣憤地說：「跨過萊茵河的畢竟不是她嘛！」他從不和夫人談論政事，戴高樂夫人也從不參政，從不做那些總統夫人們做慣了的替丈夫收受禮物、呈遞書信、冒名頂替地寫字作答、假傳「聖旨」的事。她只關心戴高樂的健康：不能喝白酒，不能操勞過度；她只關心他能早日不當這個總統，好有更多的時間能和她在一起度過所剩無幾的風燭殘年。　　

　　同時，戴高樂也禁止子女和親屬們參與政事。他沒有指派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在總統府和政府裡任職，沒有就任何重大的事件與他們私謀。他一進總統府就對禮賓處規定，一年之中請他的子女們來愛麗捨宮參加招待會不得超過兩次。戴高樂夫人甚至給禮賓處交代，沒有事先和她打招呼就不得邀請她家裡的人。

　　需要唱反調的人

　　戴高樂本人文筆優美，又勤於寫作，因此，他和智囊團中的重要組成人員－－「筆桿子」的關係就很特殊，他需要這些人，需要他們就他指定的題目撰寫發言稿和文章。但這些「筆桿子」為他撰寫的東西，常常不能為他所用。有一次，一位智囊為他起草了一份發言稿，自認為十分滿意。可當第二天他拿到戴高樂閱過的這份稿子時，他失望了。戴高樂已把它改得面目全非。這位智囊認為這表明戴高樂對自己很不滿意，已經面臨著被辭之禍，於是尷尬地問，他是不是還有必要留在總統府工作。戴高樂淡然一笑說：「當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講演稿，為的就是和他唱反調。」戴高樂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和自己身邊的智囊進行運籌於帷幄中的較量，來加深和發展自己的思考，來肯定或否定自己的決斷，來和自己想像中的論敵或政敵進行爭鬥。於是，他要求顧問和智囊不斷地給他寫報告、文件和備忘錄。當他面對它們時，他就像面對能言善辯、勤於思考的飽學之士。戴高樂是個來文必復的總統，他閱過的文件在第二天一定要退回給作者，在它們的上面留有他對他們的同意、否定、爭論或是讚揚。而這些顧問和智囊們就會在他的簡短的指示中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戴高樂和智囊們的這種關係是由他終身所信守的一句格言決定的：為了思考，只需要寧靜，而為了寫作只需要一小塊空間就夠了。　　　　　　

　　保持一定距離

　　軍旅生涯使戴高樂建立了一個座右銘：「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和顧問、智囊和參謀們的關係。在他十年多的總統歲月裡，在他的總秘書處、辦公廳和私人參謀部等顧問和智囊機構裡，沒有什麼人的工作年限能超過兩年以上。他對新上任的辦公廳主任總是這樣說：「我使用你兩年。正如人們不能以參謀部的工作作為自己的職業，你也不能以辦公廳主任作為自己的職業。」這是戴高樂的規定。這裡面有兩個因素，一是在他看來，調動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二是他不想讓這些人變成他「離不開的人」。前者明顯是軍隊做法的影響，軍隊總是流動的，調動的，沒有始終固定在一個地方的軍隊；後者表明戴高樂是個主要靠自己的思維和決斷而生存的領袖，他不會容許身邊有永遠離不開的人。只有調動，才能保持一定的距離，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保證顧問和參謀的思維和決斷的新鮮和充滿朝氣，也就可杜絕年長日久的顧問和參謀們利用總統和政府的名義來營私舞弊的惡果。戴高樂對這一原則的執行是毫不留情的。他的第二任辦公廳主任是他戰時的支持者，他們的關係相當好。兩年後該人離去，他為了向後任交代必要的文件和工作程序，在調離後的初期還常來辦公廳。戴高樂見後，極其嚴厲地問：「此人為什麼還在這裡？」戴高樂無情的冷漠使第三任辦公廳主任驚訝不已。　　

　　這就是戴高樂，這就是只屬於自己而不屬於任何他人的戴高樂。他承認和吸收他人的智慧和謀略，但這時這種智慧和謀略已經是化為他自己的了，他為此前行不止，無所顧忌。無論這種智慧和謀略帶給他的是失敗、挫折，還是長期的孤寂與等待之後的東山再起，他都百折不回。戴高樂並不想終身為人君，也不想成為法蘭西的一尊神。他對愛麗捨宮從一開始就有不能久居之預感，他對生死也淡然處之。他曾對一位記者袒露過自己的心境：「任何事物都有盡頭，任何人都有末日。『戴高樂之後』無論如何是會發生的，可能是在今天晚上，也許是6個月之後，或是一年之後！」　　

　　對於這樣一個戴高樂，這樣一個崇尚個人智慧和謀略的戴高樂，有沒有什麼他人的智慧和謀略影響可言呢？很多人都猶豫不定，很多人都說如果有的話，那就肯定是安德烈·馬爾羅。他是法國著名的作家，戴高樂的密友，戴高樂政府的第一任文化事務部部長。而馬爾羅怎麼說呢？他說，他只不過是和戴高樂私下談話的時間長了些。